我國酒文化形態從盛唐到中唐，有一個極大的轉折。而在這一轉這過程中，有一位至關重要的歷史人物，他就是詩圣杜甫。
在《盛唐酒風尚》中，記者曾經對少年杜甫做過簡筆素描。他出生于“奉儒守官”的官宦世家，與所有的公子哥一樣，他也有過任俠負氣、游歷四方的少年生活。744年，33歲杜甫遇到了縱情游俠生活的李白，之后開始傾情于科舉。大概從李白之后，科舉制度發生了重大變化，憑借一杯酒、一把劍和一首歌就可以名動朝野的終南捷徑，已經不再是盛唐士子們理想的晉身方式。但杜甫還曾經寫了《飲中八仙歌》，追憶名士們酒酣胸膽且開張的生命形態。
746年，35歲的杜甫終于鄭重其事地來到長安，參加科舉考試，然而杜甫的悲劇人生卻從此開始。這一年的主考官是口蜜腹劍的奸相李林甫。為了阿諛唐玄宗的開元盛世，李林甫上表稱：“野無遺賢矣”，遂將當年的所有考生全部黜落。然而這場臭名昭著的科舉鬧劇，并沒有澆滅杜甫“立登要路，致君堯舜”的理想。他轉而結交王公大臣，希望通過他們投詩干謁，上達天聽。這注定是一個漫長而辛酸的途徑。一直到755年，44歲的他才謀得了一個正八品的階下小官。官定后，他離開長安，前往奉先探視家小，卻看到了“入門聞號咷，幼子餓已卒”的慘狀。更倒霉的是，次月，不料安史之亂爆發。次年，長安淪陷，他攜家帶口在難民隊伍中四處飄零。7月唐肅宗即位，他得知消息后只身投奔肅宗，不料中途為叛軍所俘，押至長安。一年后，杜甫費盡周折從長安逃到肅宗行在鳳翔。肅宗念其忠心，授予他職位低但權責重的左拾遺。但不久，杜甫因為疏救房琯，得罪肅宗。幾經磨難，杜甫的政治理想被徹底擊碎。第二年秋天，47歲的杜甫辭官歸隱。然而禍不單行，他再次遭遇雪上加霜的生活，由于關輔地區大饑荒，他拖家帶口四處流浪，飽受顛沛流離之苦，這是他一生最艱難的時光。年底，杜甫來到成都，投靠成都尹嚴武。在成都，杜甫度過了6年的安定生活。他幾經輾轉，寄居夔州。3年后，56歲的詩人感到身體越來越差，想回河南老家。不料河南發生兵亂，戰亂、疾病、漂泊、貧困，詩人在蕭條凄涼中度過余生。
然而杜甫的倒霉勁兒還遠沒有結束。《舊唐書》說杜甫在770年4月“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新唐書》也說他“（縣）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堂堂詩圣、一代文壇巨匠，居然是撐死的。不僅如此，《舊唐書》還說，李白曾經譏笑杜甫處世齷齪，拘謹刻板，有飯顆山頭之嫌。但杜甫的粉絲很難接受偶像的這幅窮酸，經過反復考證，他們推斷杜甫于770年冬天病死在一條破船上，臨終前還寫下一首長達三百六十字的五言排律《風疾舟中伏枕書懷呈河南親友》。
詩窮而后工，杜甫為我們呈現出了一個強大而多面的精神世界。“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登高》）時代的厄運，讓杜甫一生窮困潦倒、顛沛流離。然而他卻用他的凌云健筆，為我們塑造了一座沉郁闊達的唐詩藝術高峰。他不僅是唐詩發展史上承前啟后的詩人，同樣也是盛唐酒文化轉折的一座豐碑。
杜甫在《戲為六絕句》中說：“才力應難跨數公，凡今誰是出群雄？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杜甫也正是這樣一位敢為天下先的藝術闖將。他在詩歌領域的藝術成就，是其轉益多師、厚積薄發的文學積淀，跌宕多舛的多面人生，更是其徜徉在詩酒之間的迤邐綻放。
憶太白，真豪情揮灑人間
李白是第一位影響杜甫的詩酒中人。李白長杜甫11歲。744年，他們在洛陽第一次相遇。一個是名動全國的文學巨匠，一個是暫露頭角的文學青年；一個被“賜金放還”，一個要“會當凌絕頂”。然而兩人一見如故，相邀秋季同游梁、宋，繼而北上再有齊、趙，一起登高懷古，尋幽訪勝，飲酒論詩。次年，兩人在相約同游東魯。
杜甫有一首直接描繪當時交游的詩歌，《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
他們也經常談論天下大勢，當時的社會矛盾和政治隱患已經越來越明顯，他們也深刻感受到大唐的盛世即將結束。于是曾經滄海的李白選擇了出家為道，而年輕氣盛的杜甫則選擇了出仕。杜甫在落榜不久的一首《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追述了他當時的人生宏愿：“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愿為鄰。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意氣風發可窺一斑
在這段密集的交往中，李白對杜甫影響最大的，當屬縱酒抒懷的簡狂性格。清代學者仇兆鰲的《杜詩詳注·杜詩凡例》說：“（杜甫）初寓長安，得錢沽酒，時招鄭虔。后去夔州，舉四十畝果園贈與知交，毫無顧戀。此與謫仙之千金散盡者，同一磊落襟懷。”
《陪鄭廣文游伺將軍山林·其五》中，杜甫有一處用典“銀甲彈箏用，金魚換酒來”，與李白的“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消萬古愁”，如出一轍。金魚是唐高宗時權貴專享的佩飾。杜甫的用金魚典故，借以烘托將軍的豪放性格，是為數不多的帶有太白痕跡的詩篇。
“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不見李生久》），這大概是杜甫記憶深處的李白形象。天寶五年，杜甫初入長安時作了一首《春日憶李白》，對于李白的詩歌風格進行了詳盡的描述。他說“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云。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在杜甫眼中，李白具有“跨數公”的能力，既有庾信（南北朝文學的集大成者，代表作《哀江南賦》）詩歌的清新，鮑照（南朝宋文學家，與謝靈運齊名）詩歌的俊逸，同時兼具江淹、陳子昂、蔡邕等人的才華和文采，與李白煮酒論詩，是一件很愜意的藝術享受。
但杜甫也有自己的詩酒風格。《題張氏隱居·其二》：“之子時相見，邀人晚興留。霽潭鱣發發，春草鹿呦呦。杜酒偏勞勸，張梨不外求。前村山路險，歸醉每無愁。”詩中遣詞略顯稚嫩，用典也顯然帶有儒門家學的趣向。其中“晚興留”取自祖父杜審言的詩歌“圣情留晚興”，“鹿呦呦”典出《詩經·小雅·呦呦鹿鳴》，“杜酒”借用曹操“何以解憂，唯有杜康”之意。
759年，遭逢巨變、疲于逃難的杜甫在秦州聽說重返政壇的李白剛剛遭遇了一場政治劫難，當即寫下一首《寄李十二白二十韻》：
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
聲名從此大，汩沒一朝伸。文彩承殊渥，流傳必絕倫。
龍舟移棹晚，獸錦奪袍新。白日來深殿，青云滿后塵。
乞歸優詔許，遇我宿心親。未負幽棲志，兼全寵辱身。
劇談憐野逸，嗜酒見天真。醉舞梁園夜，行歌泗水春。
才高心不展，道屈善無鄰。處士禰衡俊，諸生原憲貧。
稻粱求未足，薏苡謗何頻。五嶺炎蒸地，三危放逐臣。
幾年遭鵩鳥，獨泣向麒麟。蘇武先還漢，黃公豈事秦。
楚筵辭醴日，梁獄上書辰。已用當時法，誰將此義陳。
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濱。莫怪恩波隔，乘槎與問津。
此時，兩個知音同病相憐，為李白叫屈的同時，我們也能從中體味到詩人感同身受的幽憤之情。然而叫人更加唏噓不已的是，雖然兩個人選擇了不同的人生道路，藝術造詣上也各有千秋，但他們之后人生遭際卻驚人地相似。同樣的四處飄零，同樣的寄人籬下，同樣的貧病交加，同樣的詩酒自適，最后，也同樣以一首詩歌告別人生。
學東籬，詩酒恣意話桑麻
杜甫入川之后，人生的心氣兒和詩歌藝術的取向都有了很大的改變，就連飲酒的方式也變得細膩，越來越像“采菊東籬下”的陶淵明。
“我生性放誕，雅欲逃自然。嗜酒愛風竹，卜居必林泉。”（《寄題江外草堂》）寄居成都期間，杜甫很享受飲酒賦詩的隱逸生活，而杜甫現存的大部分詩酒，正是創造于這一時期。
早在困局長安十年期間，他就經常以陶詩入典，留下了“濁酒尋陶令，丹砂訪葛洪”（《奉寄河南韋尹丈人》），“坐開桑落酒，來把菊花枝”，（《九日楊奉先會白水崔明府》）等膾炙人口的詩句。即使在避亂秦州期間，還寫下“謝氏尋山屐，陶公漉酒巾”（《寄張十二山人彪三十韻》）的詩句。
到了成都，杜甫依然保持了以陶詩入典的偏好。“可但步兵偏愛酒。也知光祿最能詩。江頭赤葉楓愁客，籬外黃花菊對誰”（《巴嶺答杜二見憶附嚴武詩》）；“籬邊老卻陶潛菊，江上徒逢袁紹杯”（《秋盡》）；“云散灌壇雨，春青彭澤田”（《題郪原郭三十二明府茅屋壁》），此時的杜甫已經不再滿足于借用陶詩典故助興，而是開始體悟人生。
所以，杜甫在成都期間的作品，有很多帶有陶淵明飲酒詩的意蘊。
有描寫鄉鄰野趣的“只作披衣慣，常從漉酒生”（《漫成》）；“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月出遮我留，仍嗔問升斗”（《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隔屋喚西家，借問有酒不？墻頭過濁醪，展席俯長流”（《夏日李公見訪》）。
有怡然自樂的酒趣。例如“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傍”（《曲江對雨》）；“把酒從衣濕，吟詩信杖扶。敢論才見忌，實有醉如愚”（《徐步》）；“草堂樽酒在，幸得過清朝”（《朝雨》）；“合歡卻笑千年事，驅石何時到海東”（《陪李七司馬皂江上觀造竹橋即日成往來之人免冬寒入水聊題短作簡李公》）。
有貧賤自得的“蜀酒禁愁得，無錢何處賒”（《草堂即事》）；“年荒酒價乏，日并園蔬課。獨酌甘泉歌，歌長擊樽破”（《屏跡》）；“盤飧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客至》）；“失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同上）。
也有關于蜀川美酒的描寫。如“山瓶乳酒下青云，氣味濃香幸見分”《謝嚴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瓶》；“蜀酒濃無敵，江魚美可求，終思一酪酊，凈掃雁池頭”（《戲題寄上漢中王》）；“射洪春酒寒仍綠，極目傷神誰為攜”（《野望》）；“劍南春色還無賴，觸忤愁人到酒邊”（《送路六侍御入朝》）；“重碧拈春酒，輕紅擘荔枝。樓高欲愁思，橫笛未休吹”（《宴戎州楊使君東樓》）。
閑散之余，杜甫偶爾也會勾勒一些市井形象。例如一首《少年行》：“馬上誰家白面郎，臨階下馬坐人床。不通姓氏粗豪甚，指點銀瓶索酒嘗。”詩人用“坐人床”、“不通姓氏”和“索酒嘗”幾個連貫動作，寥寥數筆，一個驕橫跋扈的公子哥形象便躍然紙上。
抒胸臆，生平難抑不聘志
與所有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一樣，杜甫在樂享詩酒生活的同時，時刻難以平抑士子之心。
浪漫主義詩人李白為我們呈現的盛唐詩酒氣象，是“人生得意須盡歡”的放誕、“斗酒十千恣歡虐”的奢靡，“惟有飲者留其名”的瀟灑，以及“與爾同消萬古愁”的憂郁。李白極度解放的自由精神，讓我們1,200多年以來一直把他奉為酒文化的英雄。然而在今天看來，李白的自由和解放精神，應當輔以合理的維度，而杜甫恰恰為此做出了有益的嘗試。
生活的困頓讓杜甫對于底層百姓的生活有真切的感受，所以他痛責“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社會矛盾，和各種喜極而悲的凄涼。但這絲毫不影響他對于飲酒的熱愛。他在《壯游》中自述道：“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飲酣視八極，俗物多茫茫。”而在一首應景詩《在玩月呈漢中王》中，杜甫則用“把臂開樽飲我酒，酒酣擊劍蛟龍吼”，夸贊主人的英雄氣概。
所以，我們今天閱讀的杜甫，不僅是詩圣，更是一尊酒魂。在他的眼里，“濁醪有妙理，庶用慰沉浮。”（《晦日尋崔戢李封》）酒是文學創作的催化劑，“醉里從為客，詩成覺有神。”（《獨酌成詩》）酒可以讓人忘卻世俗的約束、思想的界限和身份的縲紲，進入藝術創作的自由境界。酒是人們情感交流的點化劑。“平生一杯酒，見我故人遇。相望無所成，乾坤莽回互。”（《有懷臺州鄭十八司戶》）酒可以讓我們尚友古人，在杜甫的詩酒世界里，許多先賢被喚醒，尤其“昔如縱壑魚，今如喪家狗”（《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諸公》），將孔子和他成為了同病相憐的難兄難弟。杜甫也經常會用一首小清新的飲酒詩，讓心靈享受片刻的寧靜。
雖然醉心于酒，但杜甫追求的卻是“眾賓皆醉我獨醒”的類醉狀態。在杜甫的詩歌里，我們很少看到有沉湎于酒的描寫，沒有窮奢極欲地奢華場面，更多的是不同層面的體悟和反思。他可以“漂泊猶杯酒”（《巴西驛亭觀江漲呈塞十五使君》），可以“老去一杯足”（《臺上》），也可以“白首放歌須縱酒”（《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但他卻有很強的反思精神，“常恐性坦率，失身為杯酒”（《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諸公》），“豈無成都酒，憂國只細傾”（《贈左仆射鄭國公嚴公武》），這與尚未走遠的盛唐酒風尚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筆意縱橫。今人嗤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后生。”（《杜甫戲為六絕句》）在文學史上，杜甫是六朝和盛唐詩歌的集大成者，眾體兼備。而在浩瀚的詩酒世界里，他同樣是一個咸酸雜眾好的高手。與他沉郁頓挫的主流詩風相應，杜甫也為我們創造了一個積健為雄的酒魂精神，并對后世的酒文化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
